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

创作背景
诗题已把写诗背景大体说清。这首诗作于哲宗元祐七年（1092）扬州知州任上。苏轼一向重视兴修水利，元祐四年出为杭州知州，他疏浚了被水草淤塞了很大面积的西湖，为此上《乞开杭州西湖状》，对“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的情形深感忧虑。他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苏轼强调了西湖淤废对国计民生的种种不利。他亲自领导、参与了疏浚西湖的工程，湖上挖出的淤泥筑成了长堤，上植芙蓉杨柳，又架筑了六桥，使西湖面目一新。元祐六年诗人调知颍州，又与赵令畤一起疏浚颍州西湖，次年，工程未毕，诗人改知扬州，赵寄来诗歌告知工程已毕，苏轼便以欢欣的心情写此诗作答。

文学赏析
全诗可分四节。头四句为一节，是开端。句下作者自注说：“来诗云与杭争雄。”苏轼知颍州前，曾知杭州，并在那里疏浚了杭州西湖，所以赵德麟的来诗里有与杭州西湖争雄的话头。这是赵德麟的一种幽默。作者便接过来以一个更加风趣的回答发端。
苏轼以道、佛两家思想作答。一二两句取道家齐物论思想。《庄子·齐物论》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束，而太山为小。”从齐物论观点看来，“物量无穷”，大小只是相对而言。太山是大，可是比起更巨大的事物来，又为小；秋毫是小，可是比起更微细的东西来，又为大。所以太山、秋毫两者在大小序列中都是“无穷”的，至于称巨道细，那不过是在“相形”即相较范围中而已。大小如此，高下也不是如此，并不分什么杭州、颍州的雌雄。第三句取佛家思想。《法华经》言，每一大千世界历劫则碎为一微尘，所山说“大千起灭一尘里”。大千世界至为广大，也不过起灭于一尘之中，杭、颍二湖不过大千世界中微乎其微的东西，不用争什么高下。所以，诗人无论从道家思想看还是从佛家思想看，都“未觉杭颍谁雌雄”。
这个开头极妙。它以一个富有哲理的大议论凭空喝起，突兀有势，为全篇增神。此其一。这个回答，营造了一个饶有兴味的哲理境界，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此其二。第三，这个别致的开端，表现了诗人的学识与胸襟，显露出诗人那种囊括万物、高视人间、洒然超脱，不凝滞于物的思想气质。正是这种气质，使他旷朗地对待一切，不那么执着一端，杭州也好，颍州也好，扬州也好，只要能在所历之处留下一点利国利民的事业就好。这成为贯串全诗的一条主线。
次六句为第二节，紧承杭州、颍州雌雄辩难的话头，追叙治杭州西湖的事。这六句虽然都是实叙其事，但通过诗人富有个性的艺术构思，便显得十分精彩。杭州西湖的堵塞，在于水生植物滋生蔓延，侵蚀湖面达二十五万余丈。苏轼主持将泥土起出，用它在湖中筑成南北十多里的长堤，即后来所称苏堤。堤上架六桥，并遍植花柳，结果湖清似镜，长堤如画，面貌一新。首句写治湖。“拓湖渌”三字下得准确贴切，情景毕现。次句写堤成后，士女遨游的欢乐，有意用了两首民歌的典故。一是乐府《大堤曲》，“大堤士女”即源于此。一为《诗经·郑风·丰》，“争昌丰”即源于此。昌、半都是形容仪容的丰茂。将两首民歌的意境揉和成句，不需费词，一片追逐嬉戏的欢乐场景跃然纸上，典故是运用得成功的。中间两句夸堤。说它好像横跨于银河之上，这一优美的想象，给长堤六桥涂上无比神奇壮丽的色彩，而那终古悬隔于西湖南北两端的北山与南屏山，经治理后一堤相通，也如同牛郎、织女一般要拉起手来了，静止的事物都充满活气。后两句写清理湖面蔓延的水生植物。覆压二十五万丈水面的植物，像遮蔽碧空的苍云，被席卷一空，露出万里晴空般澄澈的湖面，这已是惊人的壮举，诗中又领以“忽惊”二字，如同压湖的植物只于一夕飞去。治湖的功绩被颂扬到了近乎神异的地步，诗人那赞誉之情，欣喜之态，呼之欲出。
“朅来”六句为第三节，由杭州到颍州，转到写颍州西湖。上节写杭州，意在写湖。这一次因为治湖功绩未成即离去，故侧重在治湖之意与离去之感。笔法灵活，随事而变。颍州西湖处在颍水下游，“朅来颍尾”，即承杭州而言，指到颍州。作者到颍州是在1091年（元祐六年）秋天，故言“弄秋色”。这两句意在点明到颍州和拈出颍水，而全以景语出之，便形象生动。下二句转入治湖，妙语成趣。由于调至颍州，杭州没法到了，诗人说：那么，就“借君（指赵）月斧”再造个西湖吧！《酉阳杂姐》载，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有一士子游嵩山，遇一道士对他说，月亮由七宝合成，光芒来源于太阳，“其凸处常八百三千户修之”，他即修月者之一，并出示“斤凿”。后来遂以月斧借喻写文章的能手。诗人这里加以活用，将颍州西湖比喻为月，以修月比喻治湖，以修去“朣胧”即月的不明亮之处来比喻使湖水澄清。二句不仅语多风趣，选用的典故也颇优美。后两句再一个转折。二十四桥为扬州胜景，杜牧诗说：“二十四桥明月夜。”由于治湖将成，作者却由颍州改知扬州，因此感慨道：二十四桥有什么了不起，竟被它掉换了这十顷明湖的清风。惋叹之情溢于言表。这两句是翻用欧阳修成句而成。欧阳修曾从扬州移官颍州，作西湖诗说：“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于后者颇有不足之意。苏轼恰好相反，由颍州移官扬州，便承势做个小小的翻案文章，说还是西湖为好，二十四桥何足恋。妙手移接，显示出诗人点化的功力。这一节六句三个层次，转接有势，跌宕多姿。
“雷塘”四句为结尾。诗末自注说：“德麟见约来扬寄居，亦有意求扬倅。”这四句就是对赵德麟这个意愿的回答。隋炀帝生前常携宫人来雷塘游览，唐代时水利还很好，宋代以来逐渐湮废，变为民田。所以诗里说水涸稼生，连宫妃遗物都耕出来了。《拾遗记》载魏文帝纳薛灵芸为妃时，“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诗中是借此钗名来写。扬州可提的事物很多，偏偏要拈出雷塘来结尾，这是诗人仍在对扬州水利废弛的不满。所以末两句幽默地说：你明年来扬州可以吊古，伴我在秋夜唱出秋虫般凄苦的哀吟。那不足之意是分明的。苏轼在扬州没呆上多久便转调他任，否则，雷塘水利是可能被兴复的。
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这首诗在这些方面往往能扬长避短。议论不坠于抽象说理，而富于耐人玩味的理趣；才学不流于堆垒典故，而能恰切用事以丰富诗的内涵；以文法入诗，不陷于平衍铺叙，而能注意形象飞动与腾挪波澜。该诗在章法上关合极紧，构思巧妙，以同对方辩难开始，以回答对方意愿结束，中间则“前以杭之西湖陪说颍之西湖，后以欧阳之自扬移颍比己之自颍改扬，都有天然证佐，会成佳谈，构成绝唱”（汪师韩评语）。全篇跨度很大，包括了杭州、颍州、扬州三个地方，但不离湖水水利，从杭州西湖到颍州西湖再到扬州雷塘，一线贯串，散而不离。另外，翁方纲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如果说虚宜于神，那么实则宜于趣。这首诗运思用笔，风趣幽默，触处生春，给宋诗的发展以很大的启示。